复工复产防护建议· 新冠病毒比较确定的传播途径是经呼吸道的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主要是从我们的黏膜侵入，如口腔、鼻腔和眼部。
定量PCR仍然是核酸检测的主力军，除了进口的以外，国内的品牌也已经很多了。试剂不会多，因为毕竟平时没那么多疫情。
如何避免实验过程中的传播污染，如何提高灵敏度，如何更快地出结果，如何降低人员操作要求，都是为面对下次疫情做准备的创新考虑方向。须知过度拉高人员和商务成本的公司，最后都要付出代价。从这个角度看，会不会将来第三方临检实验室迎来一些机会，比如说也承担起部分疫情监控的职能，纳入到疾控体系建设，甚至得到一些国家拨款？从医疗资源的角度来说是有好处的。网络上的相关知识信息，会更容易影响他们的决定。一个可能是，疫情过后对于发热待查病人，新冠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原体的鉴别诊断会持续存在。
也许未来我们的疫情报告体系可以有所改善，给属地政府以更细化的指导原则。任何品牌的设备（包括试剂），最好先从国家疾控做起，至少也是省疾控。现在尚未明确，但根据中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提示蝙蝠可能是它的宿主，穿山甲也可能是这个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
首先中国做了什么？面对一种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中国采取了古老的传染病防治方法，并采取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恢弘、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我想这是中国应对此次疫情的最大成绩之一。目前湖北有数万病人在医院病床上，处于恢复阶段。这个疾病是有家庭聚集性的。
在防疫过程中，当取得初步成功后，最大的风险就是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接下来需要继续在扩容医院床位，购置呼吸机，疫苗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如梁博士所言，这是一种狡猾又危险的病毒。疫情总的趋势是非常清晰的。
那些高楼大厦里面的灯光，是1500万的武汉人民，他们几个星期静静地待在家里。我们希望通过考察组这段时间紧密、辛苦、勤勉的工作，向世界敞开一扇门，看看中国所做的非凡成绩，这并不是为中国唱赞歌而是描述现实。这种协同优势大概几年前我们都无法想象到。以上这两点给我们考察组印象非常深刻。
如果我们不能谦卑地对待其新的特点，那我们就陷入了要么是SARS要么是流感的定性思维中，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如此灵活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此果敢地采用相关的措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场疫情。通过对不同地点分离的104株新冠病毒毒株进行全基因测序，结果证实同源性达到99.9%，考察组根据这个结果认为，该结果提示病毒尚未发现明显的变异。但我们已经由此对武汉是否还给外界带来疫情传播的风险有了判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主持人：谢谢梁万年先生。对于中国所采取措施的评论和提出的建议，我想讲述关于中国采取的策略、集体的行动、带来的影响和下一步恢复阶段所要做的措施。
记者提问：对中国的质疑怎么看？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专家考察组过了那么长时间才到达中国开展相关的工作？Bruce Aylward博士：世卫组织相关部门从疫情暴发之初就一直在中国，每天都与中国政府共同工作。但这个病，从疾病的全貌来看，有无症状感染者、有轻症患者、有普通型肺炎、有重症肺炎，包括危重症肺炎。
这次我们考察团借鉴了前段时间有些学者的研究，做了综合分析，大概判断是2.0-2.5之间，这是它的传播力，也是比较快。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见到的实际都是家庭聚集性病例，并没有产生二代传播，所以说这些地区的做法过时并不公平，事实上这些做法相当现代，目的是为了迅速地找到每一个感染者，穷尽式地追踪到密切接触者并进行隔离，也许他们还没有症状就已经被感染了。有一条中间道路可以去走的，那就是像这些经典的方式以现代化的技术性的方法去加速其应对，这样一条中间道路的效果，让我很惊讶，我的这些同仁也很惊讶，当然这需要全社会有这样的凝聚力，愿意做出这样的承诺，需要政府坚定有力的领导力去汇集相关的资源，这样有清晰的领导力，明确的方向，我认为在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是可以凝聚起民众的力量的，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这种传统的经典的方法是奏效的，在中国是奏效的，让我们同样效仿。在没有药物和疫苗之前，这个措施应尽早采用，越快越好。它有反弹的风险，当出现反弹的时候又需要快速的进行应对。所以我就不对新闻里播出的数据进行评价了。
几个星期之内，中国快速开发了诊断试剂，尝试了诸多抗病毒治疗方法，也许再过几个月就能看到疫苗方面的希望。这其中一点尤其让我们印象深刻。
最后我想向武汉人民讲几句。有很多常规诊疗项目被转变到以在线的方式去提供，在此方面中国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大家首先看到的是1月下旬之前，病例急剧上升，几乎持续到一月第三周结束。很快我们看到这种应对策略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当前，国际上经常会听说2019冠状病毒病更像SARS还是流感？但2019冠状病毒病既不是SARS也不是流感。梁教授刚才也讲到了这一点，现在新的确诊病例中，与武汉暴露史或居留、旅行史有关的病例数正在下降，可见来自于武汉的风险已经大幅下降。我们都需要审视现有体系，坦率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体系能做到及时响应。但其中有八点是我和梁教授都认为必须要在今天的场合和大家强调。
两周前，我也记不清是2月9号还是10号的时候，我刚到中国时每一天新报告的确诊病例大概都是2500多，那一天我记得是2478例。比如我见到研究人员曹彬说现在招募病人变难了，不仅是因为病例减少了，而是同时还在开展其他实验研究，而这些并未见得有多么大的希望。
刚才这位记者也问了一下对成效的评价。都是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传统的调查，进行尝试，这都是中国所做的尝试。
上面我简要介绍了主要发现，谢谢。中国采取的一些传统措施包括在国家层面上鼓励大众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社会层面的体温监测。
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解释我都做了什么。所以疫情情况在这些地区和武汉、和武汉周边的几个市，是有明显的不同特点。我们的驻华代表处也一直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就此疫情在多个领域开展密切合作。我们知道在流行病学领域，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曲线，必然是由于采取干预措施。
我问他，在研发抗病毒药物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跟我讲，现在是招募病人，因为病人数目在下降。我想再次强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尝试。
这就意味着疫情还没有被我们完全遏制。我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但这次我是和12名来自世界顶尖研究所、公共卫生机构的专家来华考察，他们希望看到有说服力的证据。
首先要感谢中国疾控中心为我们作出这样漂亮的曲线。我可以用这样一张图说明这一点，这是中国的2019冠状病毒病流行曲线。
